精神分裂症家族史对心理学的影响

　　关于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研究的深入，便很明显地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的亲属与正常对照组一的亲属的差异，其二是家族性与散发性精神分裂症的差异，本节将主要讨论这种差异的心理学特征。

　　一、一的亲属的研究

　　（一）人格研究早在60年代，Heston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寄养出去，与精神健康父母的寄养出去的子女作对照。实验组47人，生母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照组50人，双亲均无精神病史。两组成员自出生第一月开始与生母分开在寄养家长大。成年后的精神检查发现，实验组有5人患精神分裂症、22人病态人格、4人智力缺陷，对照组除仅有9人病态人格外，余者均正常。Rosenthal等随后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父母的一方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39个寄养儿中，13人为精神分裂症、边缘状态或分裂性人格，47个健康父母的寄养儿中，7人为边缘状态或病态人格。Bataglia等（1991）研究发现，有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分裂型人格者还有明显的知觉异常，一种被称之为知觉异常量表（PAS）的评定显示，这种分裂型人格有PAS的明显异常，而此正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Onstad等（1991）在研究精神分裂症一的亲属的精神障碍中发现，精神分裂症一的亲属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性明显高于情感障碍先证者亲属，而情感障碍先证者亲属患情绪和焦虑障碍的危险性比精神分裂症亲属常见。精神分裂症一的亲属的分裂型人格明显多于情感障碍先证者亲属，精神分裂症亲属比其他组有更多的人格障碍，特别是分裂型人格和偏执型人格。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上一代的精神分裂症与下一代的分裂型人格之间有重要联系。

　　在人格与精神病的关系方面，有的认为分裂型人格障碍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着遗传学的联系。Kendle等（1981）对寄养子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寄养子的血统亲属中的分裂型人格多于对照组，实际上，这些有家族史的分裂型人格者基本上都发展成为了精神分裂症。不仅如此，Torgersen（1984）还发现，分裂型人格障碍的先证者的孪生子中，也存在很多分裂型人格障碍，这即是表明，遗传对格障碍起一定作用。在“高危”儿童的研究中，认知功能损害、神经系统软体征、适应能力差、电皮肤反应异常都是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阳性家族史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它除了某些生物源性效应外，在人格方面的心理学效应，对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促动作用，这已由无数的事实和研究结果加以证实。

　　（二）应付方式研究

　　一般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应付过程中，大多采取对抗应激方式，从应付的分类方面来看，针对问题的应付方式显著低于对照组，主要表现为自信和控制力显著低于对照

　　组，而这种现象又可在他们的子女中见到。虽然他们的后代尚没有发病，被认为是“正常”状态，这提示精神分裂症先辈留给后代的不仅是纯生物学的东西，这种应付方式也在后天的潜移默化中得以“继承”。目前只能将这种效应定在“影响”水平，因为应付的遗传效应尚难以全面而仔细地描述。

　　在“高危”儿童的研究中，常常可发现有精神分裂症父母的人存在着应付方式的缺陷，这些人大都有适应或调节能力差的种种表现，实际上这是暗示应付效果失败，这种应付的失败在情绪上可有更多的焦虑或敌意，行为上对抗或退缩。早在60年代，Mednick和Schulsinger就发现这些儿童会见时人际接触能力差，有自助性社会隔离，在校内组织纪律差，像婴儿一样的被动，注意散漫，这正是以后患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情况。在精神分裂症父母对子女应付方式的影响中，母亲为精神分裂症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精神分析学家 Fromm-Reichmann曾提出“遗传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母亲”的概念，也有学者提出“精神分裂症致病性母亲”的概念，均旨在于表明母亲的各方面对下一代影响至深。当母亲果真是精神分裂症时，这种效应已经显而易见了。在这种情形下，父母的“无定形交流”和“分裂形式交流”将使其下一代在应付方式选择和形成方面倍受影响，他们常常表现得无所适从、应付僵化、行为可塑性差、应付效果低劣，从而处于一。